
曲體回首龍形青玉佩 戰(zhàn)國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低頭青銅馬 戰(zhàn)國 邯鄲市博物館藏

錯金銅豹 西漢 河北博物院藏

菩薩立像 北齊-隋 定州博物館藏

灣漳大墓壁畫儀仗人物 北齊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延興五年”銅鎏金立形釋迦像 北魏 河北博物院藏

白釉蓮紋龍首凈瓶 北宋 定州博物館藏
展覽:飾文煥彩——河北古代藝術珍品展
時間:2026年2月13日—5月12日
地點:中國美術館
河北,古稱燕趙之地,其地當要沖:東瀕渤海、西接太行,北跨燕山、南臨中原,自古以來山河形勝,文脈悠遠。中國美術館在展的“飾文煥彩——河北古代藝術珍品展”分“源”“技”“藝”三個部分,以“飾”為切入點,系統梳理并生動展示了河北古代藝術珍品。
史前到春秋戰(zhàn)國
觀眾步入五層中廳,環(huán)顧一周,即可通過布置的文物,速覽河北的萬年歷史。一件小小的管飾品來自于今張家口陽原縣桑干河畔的于家溝遺址,這里屬于龐大的泥河灣史前遺址群的一部分,反映了一萬年前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活動狀況。于家溝遺址出土的裝飾品有穿孔貝殼、鴕鳥蛋皮制成的扁珠、鳥的管狀骨制成的管珠及鉆孔石珠等,反映出當時的加工技術和審美意識。
邯鄲市武安縣磁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石磨盤將觀眾帶入新石器時代。它標志著人類從依賴自然資源的采集和狩獵經濟,轉變?yōu)橐赞r業(yè)和畜牧業(yè)為主的生產性活動,突出特征就是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這件石磨盤配合磨棒,用于谷物脫粒。它的形制規(guī)整,底部鑿出四足,盤與足相接處弧線流暢,體現了早期人類樸素的美感。
本展少了新石器時代的另一個重要標志——陶器,直接跨入商代。邯鄲位于河北省的最南端,與河南省安陽接壤,處于殷商的核心范圍區(qū)域內。商早期的單柱銅爵和陳列于東展廳的銅鼎代表了這一時期的歷史敘事。
重頭戲發(fā)生在進入東周后的戰(zhàn)國時期,燕國與趙國作為“戰(zhàn)國七雄”中的兩雄,分別占據了今河北省的北部和南部。周武王滅商后,封召公奭(shì)于燕地,即今北京地區(qū)。此后燕國向冀北、遼西一帶擴張,吞并薊國后,建都薊。公元前403年,趙烈侯與韓、魏三家分晉,建立趙國,初始國都在晉陽(今太原)。公元前386年,趙敬侯遷都邯鄲,河北遂成燕趙之地。
這一段變遷史在展陳中以一系列文物來具體說明。素面環(huán)耳高柄銅豆、絡繩紋銅壺和高約15厘米的青銅馬屬于典型的戰(zhàn)國文物。尤其是這匹馬,來自邯鄲趙王陵二號陵遺址,一共出土了三匹,本展這一匹作低頭覓食狀,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寫實戰(zhàn)馬雕塑。有學者推測,它屬于蒙古馬種,也許正是當年趙武靈王于水草豐美的原陽建立中原第一支成建制的輕騎兵隊伍的縮影。
嵌在燕趙之間的中山國(今石家莊平山縣一帶)是一個由鮮虞人建立的國家,因城中有山得國名,經歷了戎狄、鮮虞和中山三個發(fā)展階段。中山王墓出土的錯金銀銅車軎(wèi)是古代馬車軸頭上的關鍵部件,可防止車輪在行駛過程中脫出車軸。作為小而強的“千乘之國”,中山國曾是“萬乘之國”趙國的學習榜樣。趙武靈王于公元前307年正式推行“胡服騎射”,奠定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交融的基礎,軍事力量日益強大,最終擊退西向的胡人,滅掉了北向的中山國。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保存的兩件玉雕飾物凝結了中山國曾經的華麗。折體龍形黃玉佩和曲體回首龍形青玉佩均呈S形造型,采用透雕與陰刻技法。作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諸侯國,中山國也接受了華夏文明的龍圖騰崇拜。
漢唐至明清
公元前202年劉邦建立了漢朝,定都長安。燕趙之地雖遠離國都,但也被納入王朝的統轄之下。公元前154年,西漢景帝劉啟之子劉勝被分配到此地作諸侯王,是為中山靖王,在位42年。在此期間,雖經歷了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但劉勝統轄的地界卻風平浪靜,他安享天年,死后安葬的地點位于今保定市滿城區(qū)。1968年滿城漢墓的發(fā)掘,揭示了西漢時期諸侯王的墓葬結構和埋葬制度,為研究漢代冶煉、鑄造、漆器、紡織等手工業(yè)和工藝美術等方面的發(fā)展情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本展挑選了一件錯金銅豹作為當年豪奢墓葬品的代表。銅豹與戰(zhàn)國時期的熊羊紋嵌松石金飾件、錯銀鑲嵌綠松石銅帶鉤一同陳列在西側展廳的玻璃柜之中。中廳則布置了一件西漢時期的鎏金銀銅當盧和兩件銅節(jié)約?!爱敱R”是古代馬額頭正中的裝飾兼護具,配合上銅節(jié)約,構成馬絡頭的組件。銅節(jié)約采用鎏金工藝,作球面形,球面鑄出熊的形象,熊首及四爪清晰,身軀隱而不見,憨態(tài)可掬。
熏爐是東漢時期貴族生活中最為常見的日用品。挨著銅節(jié)約的這件金涂帶蓋熏爐由爐蓋、爐身和承盤三部分組成。蓋呈覆缽狀,蓋頂部鏤空透雕四出花瓣,下接透雕菱形方格紋,爐身素面,下腹部接三蹄足。
兩漢長達407年,此后進入南北朝亂世。386年,鮮卑族在拓跋珪帶領下建立北魏。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后東魏被北齊所取代,西魏為北周取代。展線來到了北齊這一部分,以此呈現北朝在文化藝術上一大特色——佛像。
一尊菩薩立像靜立在展柜中,與兩塊白石飛天背屏殘塊相伴。整尊造像為單體圓雕,身形修長,頭光、頭部、足、雙臂已殘。上身半袒,石質細潤。下身著裙,裙腰外翻。披帛覆肩,頸佩珠飾,瓔珞繞身。兩塊出自曲陽的石雕以陰刻和淺浮雕法雕琢,雖為殘件,其飄帶流動婉轉,可想見其輕盈翩躚姿態(tài)。定州曲陽盛產優(yōu)質石料,自西漢始,至北朝時期,形成中國北方的佛教造像中心,這尊造像的風格可見印度笈多王朝造像的影響。北朝另一大藝術特色體現在墓室壁畫上,由于邯鄲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出土的儀仗人物壁畫體量大,數量多,不得不安置在西展廳。
接下來的隋唐篇由一件隋代青釉筆架引導,進入到唐代白瓷的審美世界。隋唐之間位于邢臺內丘和臨城區(qū)域的邢窯創(chuàng)燒出白瓷,一舉打破了此前青瓷一統天下的局面。更靠北的定州(今保定市曲陽縣)攜定窯緊隨其后,將白瓷的白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可以看出,邢窯使盡了渾身解數,唯恐器具不白,而定窯輕松上陣,將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相對于邢窯的技術,定窯在思想上有了飛躍。
本展最精彩的布置出現在這個部分。兩個古窯五件白瓷組合成單獨一個展臺,分別為煎茶用的邢窯單柄罐、煮茶的邢窯茶爐、碾茶的邢窯茶臼、存茶的定窯蓋缸,盛放茶渣的邢窯渣斗。展品錯落有致的安排,道出了唐宋的風雅和飲茶之風的盛行。這個展柜是最讓我流連忘返的地方。
對于河北寶藏的漫長回顧終于到了尾聲,最后一個展柜安放在中廳一進門的右手邊,擺放了三件色彩鮮明的器物。元代三彩三足陶爐施黃綠色,是三彩低溫釉的代表。明代銅胎掐絲琺瑯獅鈕軸鎮(zhèn)和清代銅胎掐絲琺瑯纏枝蓮紋三足爐皆為宮廷銅胎掐絲琺瑯的代表性作品。與夏商周的青銅器相比,明清銅胎掐絲琺瑯器早已失去祭祀禮器的神性,只不過是帝王和貴族的精美玩物罷了,形成了另一個維度的美感。
真實又玄幻的北朝壁畫
轉入西側展廳,左手邊一排八幅巨大的墓道壁畫,令人驚艷。它們來自磁縣灣漳村的灣漳大墓,此處是北齊等級最高的帝王陵墓,墓主普遍認為是北齊文宣帝高洋。550年,高洋逼迫東魏孝靜帝元善見禪位,自立為帝,建都鄴(今河北臨漳)。他的陵墓具體地點一直是個謎,直到1987年在灣漳村的偶然發(fā)掘才為世人所知。
灣漳大墓的墓道壁畫達320平方米,分東西兩壁,繪有氣勢恢宏的儀仗隊伍,前有青龍朱雀引導,天際另有靈獸祥鳥伴飛。所畫人物幾乎與真人等大。繪畫技法嫻熟,設色明艷,上承魏晉風骨,下啟隋唐氣象,是北朝繪畫藝術的巔峰。其人物造型與山西太原著名的北齊婁睿墓相似,均應出自北齊宮廷畫師之手。
由于墓道中央填埋封土的應力作用,致使兩旁的壁畫受到垂直和水平的擠壓,造成粘附畫面的土層多起褶皺。經過考古工作者的悉心描畫,通過白描圖,觀眾可看清儀仗隊行進時的具體場景。兩邊各53人,共106人的儀仗隊列、22類儀仗用具,完整再現了北齊皇家儀仗制度,彌補了《魏書》《北齊書》等文獻的不足。
從人物的服飾和面部特征看,畫師在刻畫時融合了中原與北方游牧民族的特點,比如東壁人物有頭戴漆紗籠冠者,內戴平巾幘,身著上衣下裳,上穿粉紅色寬袖衣,襯里白色,下穿白色大口褲,兩肩扣帶清晰,胸下束打帶。而西壁人物有頭戴風帽者,外穿對襟袍服,下擺對膝,腰束革帶,下穿大口褲。這些都是胡漢服飾融合的直接體現。
東西嚴格的對稱布局、層層遞進的敘事結構,讓320平方米的壁畫既繁而不亂,又氣勢磅礴。人物的排列、神獸的穿插、地面的紋飾,形成了“上下呼應、左右對稱、前后遞進”的視覺秩序,彰顯了帝王的威嚴與禮制的森嚴。
從細節(jié)上看,蓮花、忍冬、金翅鳥等佛教符號的大量出現,是佛教東傳的見證,也印證了北齊佛教的興盛。站在這幅千年長卷前,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北齊帝王的“升仙之夢”,更是一段鮮活的北朝歷史。
佛教紋飾的中原化
自佛教從絲路進入中原,一整套來自異域的造型理念與紋飾被逐漸吸收到各地的佛教活動之中,上至皇家主持開鑿的佛窟,下至民間建造的小寺廟,均可見到中外融合的風格樣式。
西展廳右側,擺放了一排7件“迷你版”的銅胎佛造像。其中兩尊格外顯眼。一件是北魏延興五年(475年)鑄造的銅鎏金立形釋迦像,它通體鎏金,高肉髻,面相豐圓,身著袒肩式袈裟,左手下垂,右手施無畏印,跣足立于蓮座上。其五官非中原所有。身后是形成三層的舟形火焰紋背光。因方床背面刻有明確紀年銘文,可見已登基四年的孝文帝拓跋宏此時9歲。這尊造像成為北魏佛教造像中極具歷史價值的標準器。
與之相比,隋大業(yè)二年銅鎏金釋迦多寶佛造像仿佛是個簡易版。二佛并坐于拱形龕內,五官相似且粗糙,火焰紋背光較平,上面的蓮花紋飾全部以陰刻手法表現。龕下有雙層長方形四足方床。下層方床上有孔,兩側分別插入二菩薩、二弟子和供養(yǎng)人像,雙獅和一個弟子已佚。整個造像簡易,幾乎完全中原化,傳遞出一種稚拙的虔誠感。
中央展廳還放著一件小巧玲瓏的唐代鏨花刻字銀塔,出土于定州靜志寺塔基地宮。塔由座、身、剎頂組成,呈六角形,六條棱上共刻銘文94字,記錄了唐武宗時期“會昌滅佛”事件。靜志寺被毀發(fā)生在846年,“佛像俱焚,寶塔全除?!钡诖笾卸辏?48年)又得以重建,眾僧與信眾共同鑄造銀塔,重新安放舍利。塔身六面柱形,各面均為魚子地,鏨刻了中原人喜愛的纏枝牡丹等花卉,而非來自印度的蓮花紋飾。王建南
瓷之紋與瓷之色
東側展廳的主角是出產于河北的瓷器,借助墻上的文字與圖片,結合文物,向觀眾系統地展示了傳統工藝的紋樣與色彩。
史前時期,我們的先民在與自然的對話中,最早形成了簡潔的幾何紋樣,如繩紋、弦紋和網格紋等。至夏商周三朝,青銅器成為上層所重的器物,人們渴望得到上天的庇護,象征神的意旨的紋飾成為玉器和青銅器的核心設計思路,其中以神面紋最為突出(舊稱饕餮紋)。進入兩漢和隋唐時期,植物紋升格為主流,標志著古人的審美從敬畏神明更多地轉向了欣賞自然。此時,文人不斷加入到紋樣創(chuàng)造當中,文字逐漸演變?yōu)橐环N流行式樣,同時水墨畫也出現在瓷器上,到宋元時期蔚然成風,其中以產自河北的磁州窯和湖南長沙窯的瓷器最受歡迎。
飾的另一方面即為色,中國傳統色彩深深植根于禮制與天地自然的觀念,以青、赤、黃、白、黑五色為核心,融入到日常用品之中。其中又是以陶瓷最為代表。瓷之色,由青色到白色,經歷了漫長的探索試驗過程。直至窯工發(fā)現了瓷土中鐵、銅等金屬氧化物在窯火中還原的秘密。自隋唐時期,河北誕生了邢窯,其出品的白瓷胎細釉潤;定窯胎薄質細,兼燒諸色;而磁州窯則以粗獷的白地黑彩,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
定州博物館所藏的兩件北宋出品的瓷器最值得一看。白釉蓮紋龍首凈瓶和綠釉水波紋凈瓶均為定窯凈瓶中的佳品。前者通體胎質細白,表面采用堆貼、刻花技法;后者屬于低溫綠釉陶器。整體呈深綠色,腹部以跳刀法刻飾回旋的波浪紋。
從史前至明清,從石磨盤到瓷器,紋飾隨文明的興起而悄然萌芽,又在中國人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生產活動中不斷豐富變化。從最初的裝飾源自實用的需求,到為滿足精神世界的需求而進行的創(chuàng)造,對“飾”的關注逐漸抽離于實際功用,指向更為廣闊多元的審美世界,最終抵達心靈的深處。
(北京青年報 作者王建南 圖源/中國美術館)